浙外学报专栏 | 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研究（主持人：李维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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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研究（主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维屏）

　　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起，英国历代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创作视线投向社会群体及其个体的境遇和命运，生动反映了各个时期人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地位。在对英国文学历史做一番哪怕是最粗略的浏览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贝奥武甫》《亚瑟王之死》《失乐园》和《天路历程》等古代经典力作均表现出强烈的“命运”意识和“共同体”理念，从而为“命运共同体”的文学想象奠定了重要基础。时至今日，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书写绵延不绝，不仅成为千年文学史上书写最多、繁衍最久和内涵最丰富的题材之一，而且也一直是历代经典作家相当自觉的美学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命运共同体”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一条一以贯之且不可分割的社会文学链。每当英国社会急剧变化或动荡不安之际，就会有许多作家对社会群体及其个体的困境与命运给予深切关注，并且会在创作中做出及时反应。事实上，“命运共同体”在英国小说、诗歌和戏剧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生动的、全方位的美学再现。

　　对文学中“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是对人的社会地位、话语权利和精神诉求的观照。以一个具有千年传统、典型意义和语言文化影响力的国别文学为样本，深入研究其“命运共同体”书写，既是对当下“共同体”理论的有益探索，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性拓展。值得称道的是，本期《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设立了“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研究”专栏。这无疑是对当前我国方兴未艾的文学中“共同体”研究的积极呼应，同时也为这一研究的发展与深化搭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学术平台。为本专栏撰文的四位博士都是文思聪慧、学有专长的年轻学者。她们毕业后在追求学术升华和自我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在弘扬学术精神的过程中努力实现人生价值。本专栏的四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四位著名英国作家在小说和戏剧中对“命运共同体”的文学想象，并揭示了其作品的艺术特征、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可以说，四篇文章的学术观点和论证方法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中“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有益探索和学术自信。我认为，通过对更多文学案例的深度研究与剖析，外国文学学者将对国内外现有的以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主的“共同体”理论加以补充与拓展，并将不断提供具有理论价值的文学阐释和具有针对性的学术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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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九月》中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危机的景观书写

王叶娜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418）

一、引言

作为20世纪重要的盎格鲁-爱尔兰作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以其细腻又富有灵性的笔触绘制了爱尔兰独立战争时期的殖民地理景观，以极具隐喻特质的空间艺术呈现了盎格鲁-爱尔兰命运共同体的末日危机，拓展了小说人物困境的表现手法与叙述艺术。鲍恩的作品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盎格鲁-爱尔兰版图，塑造了爱尔兰历史上一个极具身份和文化复杂性的特殊人物群体——盎格鲁-爱尔兰优势阶层（Anglo-Irish Ascendancy），以多元的、印象式的日常叙述呈现了一个历史“剧烈震动后的万花筒”，再现了爱尔兰科克郡和英国伦敦日常生活经验的碎片（Ellmann 2003：146）。从爱尔兰平原景观到英国伦敦都市景观，从爱尔兰大房子到伦敦中产府邸，鲍恩的作品在写实与理想之间呈现出强烈的空间感、现实感和历史感。在鲍恩的写作中，“场景往往先于人物出现在脑海中”，对她来说，“这些不仅是小说的构成，它们是演员……衬托、渲染着小说中的人物，甚至比人物更具有表达力”（Bowen 1962：197，199）。小说《最后的九月》（The Last September，1929）以爱尔兰科克郡平原景观为背景，传统贵族的覆灭和战争的阴霾构成了小说的明暗两条线索，风云变幻中的盎格鲁-爱尔兰大房子构成了殖民景观的核心意象。鲍恩用缓慢平和的叙述节奏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雨雪冰、山川树木、厂房住宅等元素汇聚成景观有机体，为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构建了独具压抑气质的爱尔兰景观，在文本的“造境”之中再现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危机，追寻逝去的共同体情感，使景物在“写实”的同时兼具“理想”的意境。耸立的高墙、焚毁的住宅、破败的厂房，还有下坠的夕阳，鲍恩所造之境不紧不慢地充当着战争与历史的叙述者，为人物的语言、行为和心理动态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与氛围铺垫，在隐喻人物与主题的同时又延伸了人物表达与叙述方式，体现了鲍恩的创作美学与人性观照。

作为“地域”和“场所”的近义词，普遍意义上的景观是指由诸多空间元素构成的自然或社会地理景象。但在文化地理学的视域中，现代社会中鲜有纯粹的自然景观，人类活动参与下的景观是“一种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象”，被赋予了历史、文化、人文因子的“景观复杂有机体”，可以被称为“文化景观、政治景观、城市景观、绘画和摄影景观、经济景观、心理景观”等，能够体现相关历史风貌与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美学特征（Sauer 1963：322；Mitchell 1994：1，99）。“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文学的另一种呈现”，它除了具有“地理属性”“文化属性”之外，还具有“文学属性”（曾大兴 2017：229，233）。景观“既是能指又是所指，既是框架又是框架所包含的东西”，在被生成的同时也具有“生成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观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本、一种符号综合体，它“以有形的形式反映我们的品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抱负，甚至我们的恐惧”（Sauer 1963：322）。它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平凡地隐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节奏中，在研究方法上更多集中于日常的经济与社会过程，而非静态的意识形态的图表场景”（向岚麟、吕斌 2010：8）。因此，景观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再现，同样也是权力的物化表现，是统治与被统治、威胁与被威胁、殖民与被殖民等关系的具体化表征。作为一种批判视角，景观与人物、情节、叙述的互文性增强了景物的隐喻与生成功能，弥补了人物话语的有限性，增加了叙述视角的多样性和非人类叙事的可能性，是作者对人物美学与叙述艺术的拓展与延伸，是作者重构共同体历史、延续共同体情感的重要方式。

二、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危机

盎格鲁-爱尔兰优势阶层是17世纪以来在爱尔兰形成的特权地主阶层，是英国对爱尔兰殖民历史的产物。他们的祖先大多是信仰圣公会的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是土地和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并倾向于在社会政治、文化、法律和农业等方面遵循英国的做法。数百年来盎格鲁人在爱尔兰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的民族构成与文化属性逐渐呈现复杂性和混合性的特征。这种基于地缘和权力的成员内部认同关系在与他者（英国与爱尔兰）的势力博弈过程中得以确立、巩固，直至最后瓦解。盎格鲁-爱尔兰优势阶层在爱尔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一度占有支配地位，但随着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独立斗争的加剧，盎格鲁-爱尔兰人逐渐失去了土地占有权和经济支配地位，在19世纪晚期逐渐走向衰落，优势阶层逐渐失去了作为英国政府和殖民势力代表的作用，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被排除在爱尔兰和英国身份的构建之外。在文化差异、宗教冲突与民族矛盾的多重挤压下，盎格鲁-爱尔兰人越来越陷入断裂感、破碎感和末日危机的深层困境之中。1903年的“土地购买法案”鼓励新教地主出售土地，爱尔兰天主教佃户购买土地，盎格鲁-爱尔兰人逐渐丧失了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1919年1月，持续了两年半的爱尔兰独立战争爆发，200多处盎格鲁-爱尔兰人的住宅被起义军烧毁，盎格鲁-爱尔兰人作为殖民势力的优势阶层共同体已然内里枯竭、大势已去。直至1937年爱尔兰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获得独立，“数百万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盎格鲁-爱尔兰优势阶层瓦解崩溃（Bowen 1986：57）。因此，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是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殖民历史共同体，也是20世纪爱尔兰独立进程中的危机共同体。

《最后的九月》定位于爱尔兰独立战争爆发之时，小说中的奈勒家族便是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存亡时刻的典型代表。奈勒夫妇已近暮年，他们住在爱尔兰科克郡郊区的大房子“丹尼斯顿”（Danielstown）里。作为盎格鲁-爱尔兰优势阶层，他们拥有土地和佃户却无儿女后代延续贵族血统，侄子劳伦斯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外甥女洛伊丝后来去了法国留学。爱尔兰起义军与英国政府军冲突不断，让这些盎格鲁-爱尔兰家庭深陷存亡困境。数百年来扎根于此的奈勒家族与爱尔兰佃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混杂不清的身份与立场让他们在爱尔兰民族独立之时身份尴尬、情感混乱。理查德先生对英国军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和厌恶：“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些无所事事的士兵，他们只会把老妇人从睡梦中吵醒，四处找枪，这让人非常不安”，他把士兵们开的大卡车称作“像咖啡壶一样的东西”，认为这是这个国家的“灾难”（Bowen 2000：26）。奈勒姨妈强烈反对洛伊丝与英国军官拉杰尔德恋爱，却对“叛乱军”康纳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同情。危机来临之际，高墙外枪声四起，高墙内的理查德爵士和奈勒夫人依然维持着骄傲的姿态，继续保持着乡村生活的文明形式，并试图继续维护与当地爱尔兰佃户的传统封建关系。小说结尾处，这个盎格鲁-爱尔兰家庭只剩下这对风烛残年的老夫妇，他们宛如大房子被烧毁时天际的那轮残阳，是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走向历史尽头的真实写照，丹尼斯顿被起义军付之一炬，象征着优势阶层的覆灭。

鲍恩笔下的盎格鲁-爱尔兰殖民书写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对殖民暴力的控诉和战争的地缘政治逻辑，鲍恩站在人性的高度，以人文主义的姿态通过小说这种想象的艺术使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免遭沦落到“不可言说”的境地。在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进程中，盎格鲁-爱尔兰优势阶层是曾经的殖民者、掠夺者和权力的占有者，是象征耻辱的殖民历史的他者共同体，是被驱逐的对象，终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沦为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而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一个阶层的陨落意味着一个群体的消失，当民族主义者记录他们“胜利者的历史”时，失败者在历史时空中也曾“留下印记”（Bowen 1986：57）。尽管战争是造成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危机的直接动因，是推动优势阶层走下历史舞台的重要因素，但《最后的九月》并未将叙述的核心集中于盎格鲁-爱尔兰人的末日恐惧和暴力书写上，而是以丰富的科克郡北方景观表征人物境遇，以文本世界的景观建构改写“成王败寇”的“原始历史”，为盎格鲁-爱尔兰人在历史叙述中争取一个合理的位置。鲍恩的隐喻性表达并非是因为畏惧于历史的批评或屈从于传统历史的道德绑架；相反，鲍恩对景观的建构、对景观隐喻和生成功能的充分发挥不仅体现了她作为一位现代作家精湛的小说艺术，也体现了她作为盎格鲁-爱尔兰作家对祖先共同体批判与认同的最佳尺度与体面。

三、景观隐喻

景观在视觉审美的基础之上，通过意象堆积与氛围建构传递人物心理、情感态度、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等信息，这个过程即所谓的景观隐喻。作为修辞学领域的隐喻概念一旦纳入景观分析系统，景观被赋予了符号表达功能，并纳入文化表征与生成系统。景观隐喻观照下的文本景观本质上是作者世界认知、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美学反映，是作者空间美学、人物塑造、叙述方式和情感表达的有效结合。同时，文本景观携带了人物思想与情感，成为社会关系、权力与身份的视觉表达，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小说中空旷、孤立和颓败的殖民景观隐喻了盎格鲁-爱尔兰人孤立、尴尬的政治与文化处境。这种景观既具有世俗性又具有象征性，把宏观环境与微观个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将个人、家庭和共同体命运交织在一起。鲍恩刻意扩大景观叙述的比例却极力压缩人物个性表达，在避免正面宏大场面描写的同时呈现人物的琐碎日常，通过景观隐喻激发读者的想象与联想。战争是小说人物活动不可分割的场域，是串联人物关系最重要的隐性线索，但小说中却未见任何枪林弹雨的战争景观的宏大叙述，而是通过景观元素进行隐喻性地叙述。高墙外四起的枪声、晚餐时关于底下掩埋的枪支的谈论，还有破败颓废的工厂废墟、被火焰吞噬的大房子等，这些碎片化镜头呈现了战争阴霾中的空间印象和人物感知，综合表征了一个破碎的、没落的、异化的共同体。这些元素无孔不入地渗透于人物活动场域的各个角落和日常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为人物活动与情感表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以此隐喻“个体与民族、生活与政治无法化解的纠缠”（Bennett & Royle 1995：92）。

在鲍恩诸多的景观元素中，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府邸——大房子始终占据景观隐喻系统的核心位置，在塑造人物和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房子与周围广阔的草地、起伏的山丘、茂密的树林、缭绕的烟雾等元素交互作用，构成了独特的盎格鲁-爱尔兰大房子景观。大房子外观上高大雄伟，是“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权力的象征”，它的大“不仅指房子的规模大，还显示出阶级的鲜明对立”，是“（爱尔兰）农民居住的简陋棚屋的对立物”（陈丽 2008：125）。作为优势阶层共同体的“代言人”，大房子不仅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同时也参与建构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大房子数百年来的风云际会是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命运变迁的视觉符号。鲍恩曾如此描述：“每一个这样的家庭”都有这样的房子，它们“坐落在林荫道尽头的树林深处，仿佛一座孤岛，自成世界”，“每一幢住宅的生活都极具向心性，比院子周围的桃树更能把它们长久隔离起来，空间让它们与世隔绝：这种隔绝是与生俱来的，是最根本所在”（Bowen 1986：19-20）。这种与生俱来的、最根本的隔绝使盎格鲁-爱尔兰大房子景观形成了“一座孤岛”。历史和宗教纽带将盎格鲁-爱尔兰人与英格兰联系在一起，而地理与生活现实又将他们与爱尔兰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两种联系在双方矛盾激化时双双抛弃了他们。“国家”与“民族”对于盎格鲁-爱尔兰人来讲是模糊的概念，这也是导致他们民族与文化认同困境的核心所在。小说中洛伊丝一直烦恼于无法“在感情上构想她的国家（爱尔兰）”，对她来说，那只是“几个乡村景观的抽象概念，或者是一个远在北方倾斜的、破落的岛屿，总有一种与英国海岸分离和向西延伸的感觉”（Bowen 2000：34）。这里的“分离”（detached）和“延伸”（drawn out）形象地呈现了爱尔兰的领土归属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孤立感或剥离感构成了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隐性的地缘政治意识与显性的“愤怒”。大房子“丹尼尔（斯）顿的孤立处境正是洛伊丝一家处境的真实写照。敌对的环境强化了英-爱优势阶层无家可归、无根可依的飘零感和异化感”（陈丽 2009：90）。开阔、孤立、平静的平原景象，表面上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宁静、祥和的生活场景，实则隐喻了盎格鲁-爱尔兰社区孤立、尴尬的处境。

鲍恩在视觉意象堆积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声音、色彩等元素，打造战时荒凉颓败、孤独压抑的殖民地景观，并借以表征优势阶层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挫败、疏离与衰落的历史境遇。大房子表面看似风平浪静，但远处那些古老的城堡废墟、被炮火轰炸后的工厂残垣，还有大火焚毁的豪宅在这幅本就压抑的画面上划出几处“暴力的伤口”，毫不留情地打破了岁月静好的假象。随着小说开篇的汽车喇叭声，丹尼斯顿不仅迎来了雨果和弗朗西的造访，还迎来了许久未曾有过的生机与活力；接着一个“痛苦的声音”打破了大房子的平静生活，那是“黑棕部队”的车辆巡逻时发出的声音。弗朗西当时正站在台阶上、沉浸在安静之中，她望着“种植园之间的一湾田地”，那是“一片广阔的海洋天地”，这“刺耳的声音在听者的脊背上回响”，“使她的神经像挨了一记重击”（Bowen 2000：30-31）。鲍恩的描述超越了声音原本的物理特征，赋予了它情感色彩并使之与人物的心理动态产生关联，让人物视觉中的地理特征发生改变：平原失去了静态的地形特征，而呈现为一个液体的、流动的“海湾”或“海洋”。这种视听景象颇具“移觉”特质，它与隐喻的结合让盎格鲁-爱尔兰大房子景观有了动态属性，使隐喻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关联更为生动、合理。这“痛苦的声音”犹如战争的丧钟，是他们平静生活的终结者、时空秩序的破坏者、殖民主义的掘墓者，是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末日危机来临前的警钟。

鲍恩用大房子焚烧景观向读者展现当时激烈的冲突，以这种热烈的盆景式景观暴露一段极其暴力不堪的历史，并以此隐喻盎格鲁-爱尔兰优势阶层的最终覆灭，祭奠他们在爱尔兰土地上度过的“最后的九月”。大难将至，“大房子在等待着”，“在黑暗中，房子的外部呈现出一种被排斥的、满不在乎的悲伤神情”（Bowen 2000：29）。来年二月，在“那些树叶还没有明显地发芽之前”，丹尼斯顿、特伦特城堡、伊莎贝尔山在同一晚被熊熊大火吞噬：丹尼斯顿在“残酷的黑暗”中被“可怕的鲜红”“吞噬”，仿佛整个乡村都在燃烧；熊熊大火，火光冲天，“被火焰映得苍白的树”“被黑暗包裹的绝望的屋子”和“浓烟中辨识不清的大门”呈现了一幅让人窒息的末日景观。奈勒夫妇在火光下“清楚地目睹着这一切”，他们“没有看向对方”，默默地看着这百年豪宅毁于一旦（Bowen 2000：206）。“大房子的倒塌毁掉的不仅是一个建筑符号，更是盎格鲁-爱尔兰贵族的产业和权势，是其衰败结局的空间表征和隐喻”（王叶娜 2017：401）。这种极端的、毁灭式的行为使爱尔兰自由邦能够象征性地与过去决裂，大房子燃烧后的余烬、工厂废墟的断壁残垣象征着时间结构上的创伤性撕裂，是殖民与战争留下的历史纪念碑。景观的隐喻功能让这段暴力历史重现成为可能，鲍恩以烈火焚烧的末日景象隐喻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的悲剧性结局，同时呼应小说标题中呈现的悲剧性景观——“最后的九月”。无论是景观综合体还是盆景式景观，这种空间的收放开合使作者的景观建构富于节奏变化，场景氛围的营造、情绪的引导与控制能够触发读者的情感共鸣。鲍恩通过景观的压抑性建构对一切“不可言说”进行高度的艺术加工，景观的隐喻功能提升了人物困境的艺术表征方式。

四、景观生成

景观隐喻使景观成为具有表意与生成功能的符号系统，使景观在表征功能之外建构自己独特的共同体危机叙述系统，并借此表达态度、传递情感。作为一种复杂的“视觉意识形态”（visual ideology），“携带了文化因子的景观是社会行为的产物，是在众多因子的作用下被生成的产物，同样具有生成功能”，这赋予了景观更大的主观能动性（Sauer 1963：322）。相比人类活动，景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久性和独立性，它以独特的方式记录、延续、创造着社会关系。它超越了阶级、族群、性别等人类社会中的有限概念，建构着自己的美学系统。而文学景观，无论是地理景观还是文化景观，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在作者的艺术加工下可具备很大的能动性。景观在辅助人物表达之外创造着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意系统，成为人物与文本叙述的拓展与延伸，甚至在某些场景中取代人物语言成为文本叙述的主体。景观的生成功能拓展了人物塑造和叙述的可能性，并在虚构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关联，是打通现实、文本和想象世界边界的重要方式。景观的生成意义是鲍恩小说美学思想的重要构成，这种颇具隐喻特质的“回顾性景观描写”具有人物塑造和“历史生成”的功能（Bowen 2008：328）。鲍恩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内在的景观”“一个可识别的世界”和“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景观便是通往这个世界的物理存在（Bowen 1975：36）。景观在自我建构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身份概念和情感系统，帮助人物主体建立起自我、群体及景观地域之间的关联。

鲍恩试图通过对景观元素的强化压缩人物的个体化特征和身份，将人物去人格化的同时赋予景观元素人格特点，把人物还原为“场景上的印记”，人物成为景观的构成部分，并一跃跻身为共同体危机的叙述者。鲍恩笔下的盎格鲁-爱尔兰景观以阴沉灰暗的冷峻色调、强烈的个性特征和压倒性的气势淹没了人物个性并取而代之，景观与人物之间产生了力的转移，人物越来越趋向静止、僵化，失去了能动性，而景观却具备了人的活力和叙述功能。这种颇具威胁性和压迫感的景观正是人物个体和共同体危机的外在表征和地理化呈现，同时，在命运共同体处于失语状态时，作者充分发挥景观的生成功能，建构新的叙述体系，并借助隐喻景观代而言之，成为共同体危机的叙述者。《最后的九月》中个体的人物时常感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强大威胁”，这正是鲍恩对压抑空间的一贯性描述和个性化表达（Bowen 2000：225）。小说中的丹尼斯顿既是居住者的庇护所，与其休戚与共，又是一个无情的“观察者”和“掠夺者”，与其博弈对抗。大房子是历史照进现实的见证者，它往往以一种“静止”的姿态窥视着其居住者们，悄然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力和叙述权力。餐厅里的画像“高高在上”，画上的“每个面孔都褪成浅黄褐色，从墙上隧道般的一方黑暗中向外窥探”，桌布上的织花都“闪着超自然的光”（Bowen 2000：24）。在画像的凝视下，在座所有人都“显得消瘦，过于鲜艳”，“宛如失真的肖像，看上去好像受到了惊吓，转瞬即逝”；这一刻，“时间被停滞，个性被否定”，餐桌上的谈笑风生都变成了“最微弱的摩擦声”（Bowen 2000：24）。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晚餐场景，大房子仿佛一个哥特式的存在，给居住者们带来了不安与威胁；周围的景物如此鲜活，而人物却“宛如失真的肖像”般失去了生命力、“转瞬即逝”。即便是甜蜜的约会场景也浸染着黑暗诡异的气氛，让人物不自觉地陷入自我消失的状态。洛伊丝和杰拉尔德走在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风刮过茅屋的边缘，刮过她的发根，刺痛了她的耳朵——在这个固定的、棱角分明的世界里，这真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因为你无法看见是什么东西在动”；杰拉尔德“在风中，在黑暗中”亲吻了洛伊丝，而洛伊丝感觉“这个吻并没有想象中特别……她不记得自己，也不记得他了”（Bowen 2000：158）。杰拉尔德“似乎既近又远，既熟悉又像个幽灵”，洛伊丝一直试图在话语中寻找他，“却一无所获”，“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他就在那里，他的影子隐约可见”（Bowen 2000：158）。人物主体性的丧失是压抑景观叙述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景观元素趁机反客为主，剥夺主体性权力，在建构人物的同时将叙述的重点从人物个体角色和动机重新定位到人物与历史关系的可能领域，从人物个体情感跨越到历史叙述之中。

景观可以通过看似“不必要的强调”，“通过人物话语、衣着、礼仪、风俗、建筑、情感、心理等方面形成历史”，这便是鲍恩所倡导的“历史景观”的范畴（Bowen 1986：56）。同时，景观能够激发和传播希望、同情、欢乐、士气、焦虑、恐慌等情感现象，在揭示种族、性别等社会差异时通过情感关系的模式进行生产和再生产（Colls 2012）。因此，“景观的意义系统具有开放性”，“对不同的观察者，景观所含有的意义程度不同”，且在“不断变化和争论之中”（向岚麟、吕斌 2010：9）。历史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需要小说的资源（虚构）来描绘或比喻一个本质上是他者的过去，能够“使他者免于陷入不可言说的深渊”（Ricoeur 1988：184）。随着时间的推移，盎格鲁-爱尔兰大房子景观盛况在现实历史中已不复存在，一些大房子遗址成了爱尔兰郊区的独特风景线，成了游客观光旅游、瞻仰凝视的对象。现代社会的景观日新月异，盎格鲁-爱尔兰景观终会被历史的风雨冲刷掉，而帝国殖民历史话语体系总是以这些残留的宏伟的建筑与如画的风景掩盖曾经的剑拔弩张和满目疮痍；狭隘的民族主义却试图把这段历史压抑与排斥到边缘去，或借之引发殖民仇恨。正如陈丽（2008：125）所述，“一个物理存在已经走下历史舞台, 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当代爱尔兰大房子小说中得以复兴”。作者在景观记忆矩阵中嵌入历史叙事，重构历史想象和共同体情感，呼吁通过合理的地理想象审视历史。在鲍恩的文本中，每一处景观都是历史上的一道伤疤，代表着一种从未被抹去的痕迹，不断地提醒着人们不堪的过去、分裂的历史和“不可言说”的境地。她的历史景观“跨越日常与创伤之间的界限，揭示日常与创伤之间的相互渗透，通过情感去体验、去见证那些被搁置、被边缘、被他者化的人们被压迫的过程”（Wright 2010：818）。因此，通过景观建构回望历史同样也是一种情感旅程，是作者试图通过另类叙述重新思考和解读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危机、重构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情感的方式。

五、结语

景观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它既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又生产权力。景观研究建立在对景观的隐喻与生成功能研究的基础之上，是理解作者人物塑造和叙述艺术的重要途径，也使得我们重新审视景观建构的美学意义，以及这一过程中隐含的复杂的历史内涵。透过鲍恩的景观建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鲍恩作品中蕴含的盎格鲁-爱尔兰性，重新审视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没落时期的民族认同困境和存亡危机。鲍恩独具艺术气息的后殖民景观书写同时也是一个情感认同过程，她以独特的感知敏锐地捕捉到了殖民地景观的压抑性特征，以细腻、内敛的笔触呈现了流动、变化和碎片化的生活场景，呈现了战争危机时期盎格鲁-爱尔兰共同体的历史困境和乌托邦愿景。从片段式场景构造到人物的群体性呈现，《最后的九月》以含蓄内敛的文字和严肃缜密的叙述把人物个体命运交织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变迁之中，在广袤的文本空间中呈现出一片承载着悲凉记忆的精神荒原。小说中不乏诗意的叙述和人性的温度，充盈着对人类命运形而上的追问与思考。